近代著名爱国实业家马润生(1871—1945)在20世纪20年代敏锐地发现，国内制造工业所用的粉状原料绝大部分由国外进口，磨粉工业还是以人工动力居多，有一二家采用所谓新法，也只是一种不健全的尝试，因此磨出来的粉末，品质既不纯净，细度又难划一，不能适应任何新兴工业的需要，由于大多数工业原料受人牵制，发展阻力很大。

  艰辛创业。1925年，马润生在上海创办顺昌石粉厂。1929年，马润生的长子马雄冠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同济大学机械专业毕业，进入顺昌石粉厂工作，担任工程师，负责管理石粉厂的机器设备。马雄冠自幼跟着父亲学习，目睹了父亲创业的艰辛和不易，继承了父亲爱国报国之志，终身以“实业救国”“工业救国”为理想。虽身在豪富之家，但马雄冠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，丝毫没有沾染上纨绔子弟的奢靡之风，他生活简朴，为人方正，工作勤奋踏实。马雄冠担任石粉厂工程师后发现，随着石粉厂规模逐渐扩大、机器逐年增加，磨损程度也相当惊人，急需配套机修。

  1930年，马雄冠依靠石粉厂，将机修车间发展为铁工厂，定名顺昌铁工厂。自此，在马雄冠的苦心经营下，顺昌铁工厂开始自主生产机械设备。

  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，中国民营机械企业规模小、技术上的含金量低，大都以修配为主。但顺昌铁工厂拥有大量毕业于同济大学机械专业的技术人员，他们在马雄冠的领导下专注研发技术和产品设计，并博采众长。马雄冠雇佣现代产业工人，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技术工人，经过数年锤炼，顺昌铁工厂已能设计制造出复杂机器，成为当时中国少有的具备高技术实力的机械制造企业。

  1936年3月6日，顺昌公司在申报上发布《上海顺昌机制石粉厂顺昌铁工厂启事》，正式宣告承制机器业务。这标志着顺昌铁工厂经过马雄冠和设计师、技术工人数年艰辛努力，已经初具规模。此时的马雄冠雄心勃勃，准备逐步扩大业务规模，开始建造钢结构的金工车间。但1937年日军突袭上海，顺昌铁工厂遭到重大打击，不仅金工车间未能建成，更要命的是铁工厂不在租界内，被迫停工。

  内迁先锋。马雄冠在战争爆发时，就开始策划搬迁事宜。当局号召上海工矿企业内迁时，马雄冠积极做出响应，主动将顺昌铁工厂内迁到大后方，生产支援抗战的军用物资，补充后方的民用供给。在马雄冠的引领作用下，一批上海企业纷纷踏上内迁的路途。

  1937年沪淞保卫战打响，民族存亡危在旦夕。为保存抗战实力，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工业公司内迁序幕正式拉开。它深刻改变了中国工业发展的地域布局，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，甚至有人称它为“中国工业史上的敦刻尔克”。其中马雄冠领导的顺昌铁工厂是上海第一家内迁企业，也是机器工业中的重要企业。

  马雄冠是坚定的爱国者，动员内迁时，自己的利益早已置之度外。他认为既然拥护抗战，就必须把可能陷入敌的工厂迁到后方。第一步目的是避免养敌，第二步目的是希望增加后方生产，加强抗战的力量。

  1937年8月22日，顺昌铁工厂首批机器零件在日军的炮火硝烟中“冒险用民船划出，取道苏州、武进而至镇江转船拖至武汉”。“8月27日，21艘木船装载着新民机器厂、合作五金厂，以及顺昌铁工厂和上海机器厂的机器、设备和物资，连同各厂职员、家属及160余名技工，在各厂重要职员高功懋、刘元义、邵仁理、金祥宏等分别率领下，冒着敌人炮火由苏州河率先驶出，走上内迁的征途。”

  经过近3个月的艰难跋涉，10月中旬，顺昌铁工厂由上海迁出的机器设备陆续到达武汉，四批物资共17条木船，由高功懋、孙孝儒、瞿世范等人领队，随迁工人45人，内迁343吨物资均奇迹般地安全到达武汉。

  马雄冠不顾舟车劳顿，在硚口租厂房紧急装机复工，为抗战生产军需紧急物资，内迁人员不顾水土不服，夜以继日地赶制南京兵工署所需车床。

  然而随着战场形势的恶化，日军经常轰炸汉口，汉口也成为了抗日前沿阵地，军用物资必须要保证。在得到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借款协助后，1937年12月7日，马雄冠率领重庆铁工厂再度内迁，首批机器零件运离汉口，一部分于12月20日抵达重庆。12月，到达重庆的有工人45人，物资约200吨，其中有车床11部、搪床11部、铣床及磨床4部等设备，铁板29吨、生铁60吨等原料，炸弹壳等机器产品。大批物资、人员的远程搬迁，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、精力和时间作系统规划，这番“折腾”给顺昌铁工厂带来了巨大创伤，极大削弱了制造实力。不幸中的万幸是，重要的机器设备完好地存下来。但在第二次迁移中，顺昌铁工厂接受军事任务，为重庆炼钢厂从汉阳钢铁厂抢搬了约500吨的大型设备，为了抗战，马雄冠放弃运输顺昌铁工厂的部分物资。令人悲痛的是，在迁移途中5名技术工人不幸牺牲于日军飞机的轰炸。截止到1938年9月15日，顺昌铁工厂到运物资262.1吨，到达工人47人，这些都成为后来抗战的宝贵资源和重要力量。

  抗战脊梁。顺昌铁工厂在内迁过程中曲折艰辛，危机重重。在马雄冠的领导下，顺昌铁工厂的员工誓死不当亡国奴，“大家为了抗日，没有一个人喊冤叫苦”。马雄冠及其员工深知机器装备在国家军事竞争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。他们怀着工业报国、机器建国的理想，不畏艰险，敢于抗争。马雄冠更是展现出一个爱国企业家实业救国、勇敢精干的精神。上海西区沦陷后，“马雄冠不顾危险，由镇江返回上海，拆运第二批机器和原料，当第二批木船刚离开厂区，就不能再通行了”。

  顺昌铁工厂内迁到重庆后，改组成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铁工厂，以支援抗战为宗旨，以制造机器为己任，努力实现“工业报国”。在抗战期间，马雄冠和大多数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的工程技术人员，通过建立先进管理制度、人才教育培训、组织先进机器等手段，慢慢的变成为大型的民营机器制造企业，生产出各种机器和军需产品，为大后方提供各种设备，为抗战作出巨大贡献，真正成为民族的脊梁。

  但是，从1944年底到抗战结束，由于国民政府腐败，通货膨胀严重，工矿企业普遍衰落。顺昌铁工厂也难逃厄运，举步维艰，出现严重亏损，不得不宣告停业，遣散工人。但是，在抗日战争最危急的时刻，马雄冠和顺昌铁工厂的员工用自身行动践行了实业救国的志向，践行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，以民族独立、支援抗战为目标，始终将国家利益、民族安危置于个人利益之上，主动承担社会责任，诠释了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真正内涵，他们所走过的艰辛内迁报国之路，也是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的瑰宝。